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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仲荦专攻魏晋隋唐史

2018-06-10 20:04:00大公网 作者:尘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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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:王仲荦热诚教学,专心写作

 

王仲荦与日前我在本栏提述的邓广铭一样,都是我自少年时代“认识”的内地史学名家,不过,必须说明,所谓“认识”,只不过是仅知其人以及拜读其书而已,像我那辈在港接受教育的学子,既没有机会亲附骥尾,敬承教泽,亦没法亲沐于他的风趣谈吐。
 
虽然同样是我在差不多同一时代所认识的内地史学名家,王仲荦与邓广铭有好些地方毫不相同。首先,邓广铭专攻宋史;王仲荦则以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为专。第二,邓广铭终其一生大抵以王安石、岳飞、辛弃疾为主要研究对象,但这位宋史专家不曾写过一本宋朝的断代史,而只为《中国史纲要》一书写了“宋辽金史”部分;王仲荦则写有自魏晋以至隋唐的断代史,经编整修订后,分《魏晋南北朝史》及《隋唐五代史》推出。
 
第三,两位同样是断代史专家,写过不少断代史的文章并编成文集,两位亦不约而同,为宋朝文学作品结集註释:邓有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;王有《西崑酬唱集注》。不过,王仲荦在其他方面也有著作。他生前写了不少关于历代物价考的文章;身故后由遗孀郑宜秀代为出版,并按丈夫生前所示,将书名定为《金泥玉屑丛考》。
 
第四,邓广铭和王仲荦虽然都是享负盛名的断代史专家而长期在大学执教,但邓长年任教北京大学;生于浙江馀姚的王仲荦,却对山东情深难捨,因此长时期在山东大学任教,不求闻达,无意登入“北大”之门,做名牌大学教授;反而专心在山东作育英才。
 
第五,一如上文所述,邓广铭集中研究宋朝几个人物而写成《陈龙川传》、《辛弃疾传》、《辛稼轩年谱》、《韩世忠年谱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等;王仲荦除写了一本《说曹操》而为现代史学界展开曹操的正反两面讨论之外,就没有以某朝代的人物成书,而以某朝代的一些方面成书,包括关乎南北朝北周的《北周六典》、《北周地理志》,以及关乎唐朝的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》。
 
十载精力写两套断代史
 
上述著作之中,对一般习史的学子来说,最热门的,当然是两套断代史,即《魏晋南北朝史》和《隋唐五代史》,而这两套断代史都是分上、下两册印行。这两套断代史先后在一九八○及一九九○年推出。前者有四十一万字;后者有四十八九万字,两者合共九十万字。
 
这两套从魏晋到隋唐的断代史,虽然坊间所售的是两套分开印行的书,但追本溯源,其实是蜕变自作者在五十年代写成的《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》,而此书的上册在六十年代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,但下册虽然已予定稿并准备付梓,但因受“文革”影响而停止排印。
 
“文革”结束后,出版社主动致函王仲荦,表示有意重印该书的上册,并准备出版下册。王仲荦虽然觉得欣慰,但鉴于该书草成于一九五○年初,已经事隔四分一世纪,实在不宜隻字不改就将上册重印及将下册付印,于是要求出版社给予两三年时间订正,将自己的新见解及外界的评论适度加入旧作,并计划将旧作扩大,由原先的初唐延至整个唐朝甚至五代十国,然后将原作分成魏晋和隋唐两大套。
 
这项浩大工程的上半部即《魏晋南北朝史》花了大约三年才在一九七九年完成,而下半部即《隋唐五代史》却要经过六七年时间大幅修订才在八五年完成。诚如作者亲自引述,“十年精力,瘁此两书”,光是这两套断代史,已耗费他十多年精力。
 
魏晋南北朝非黑暗时代
 
《魏晋南北朝史》共分十二章,由第一章“三国分立”至十二章“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”。一如其他载述二手资料的断代史,王仲荦将大量第一手史料整编然后写此书,但当中有不少课题值得提出讨论。例如,他在书内说明,中国既然是个多民族国家,而魏晋南北朝时期,匈奴(指南匈奴)、鲜卑、氐、羌、羯等部族,经入侵中原后已予汉族合为一体,并使之更见壮大。因此,各族之间的联合融和,既然是历史事实,就应予肯定。为此,除前述“五胡”外,王仲荦亦以不少篇幅,主要是书内第八章“边境各族”及第九章“中外经济文化交通”,介绍其他部族例如高昌、龟兹、于阗、吐谷浑、党项以至一般人鲜有知闻的夫馀、沃沮、勿吉、室韦、附国、宕昌等部族的制度和活动,以及与汉族的交往。
 
另一方面,王仲荦不同意一般学者的说法,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上的黑暗时代、社会经济停滞不前。反之,他认为这段时期各式文化艺术,例如经学、哲学、宗教、史学、文学、书画、音乐、舞蹈,以至科学,均有长足发展,而且成就非凡。为此,他以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即最后三章阐述这段时期的文化成就。
 
举前凉说明内部须团结
 
任何一本晋史,当然叙述那场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。王仲荦的《魏晋南北朝史》,固然有所提述,但除此以外,特别提出一个较少人知的例子,就是前凉虽然是个小国,兵微将寡,只有兵众几万,但先后击败入侵的前赵(拥兵二十八万)及后赵(拥兵十多万),而当中致胜之道,是前凉内部安定团结,敌人无隙可乘。他举前凉为例,是要印证《尚书》“取乱侮亡”的道理。只要我们内部和睦团结,就不易受到外敌欺侮。这种道理,十分值得记取。
 
至于王仲荦成书较晚的《隋唐五代史》,全书共分十章,由第一章“隋代的政治与经济”至第十章“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”。单以唐史而论,一如其他二手史书,王仲荦所用的引文,多採自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。基本上,他是两史兼採,以补彼此之不足。不过,如果某事两史均有记载,他就引述《旧唐书》,而捨《新唐书》。箇中的最大原因是《旧唐书》行文畅顺,容易理解;反观《新唐书》佶屈聱牙,不便阅读。同样情况,他宁取《旧五代史》而不取《新五代史》。
 
不过,据他亲述,但凡引用唐史材料,很多时候既不採《旧唐书》,亦不採《新唐书》,而迳用《资治通鍳》。原因有二:其一,主观上由于他在抗战期间,寄寓昆渝两地,手头书籍不多,只有《资治通鍳》,因此经常反覆阅读,结果从头到尾看过十多遍,日后引用,多所称便;其二,客观上,《资治通鍳》成书时由于对所用史料审订严格,因此比较稳妥。他为了说明这一点,特别举出《新唐书》“仇士良传”里一位涉及“甘露之变”的翰林学士崔慎由作为例子,以《通鍳考异》及《翰苑新书》,力证仇士良与崔慎由晤谈甘露之变一事,根本是讹传,因此《资治通鍳》在记载“甘露之变”时,刻意删除这一项记于《新唐书》的史料。
 
另一方面,史学界研究唐朝以至唐朝之前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制度时,最常参考《唐律》。王仲荦当然不例外,但除《唐律》之外,亦参照了两册关乎姓氏谱录的敦煌文书,即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》和《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》。这些史料对于研究唐代名门望族很有帮助。
 
为敦煌地志残卷考释
 
提到敦煌文献,王仲荦在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的十多年间,对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地志残卷,先后写了十多篇考释、校释或笺释,包括篇幅最长的“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”。这十多篇考释在他逝世后几年由遗孀郑宜秀整理付印,并邀得尤专敦煌的史学名家王永兴作序。
 
王永兴在这本定名为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》的“序言”说道:“修造地志,是唐代一项涉及经济财政的制度,而现存的敦煌唐地志无疑是我国学术文化上的宝贵资料。敦煌所出的唐地志,虽然为数不多,但却是研究唐代地理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。”虽说资料重要,但由于地志研究确实枯燥乏味,学史的后辈很多不感兴趣,以致承接乏人。王仲荦这本地志考释,绝对极其罕有。
 
试以上述《地志考释》里“《炖煌录》残卷考释”一文为例。残卷里其中有一条的记载如下:“州西有阳关,即古玉门关;因沙洲刺史阳明诏追拒命,奔出此关。接鄯善城,险阻乏水草,不通人行。其关后移州东。”王仲荦对于这则记载提出质疑,于是在其考释提出,玉门关和阳关,在汉武帝时已经设置,所以不可能有玉门关改称阳关之事。至于沙洲刺史阳明从此关出走,亦无此事,而阳关亦从无迁移。不过,玉门关确曾迁移,但并非如《炖煌录》所言,移往州东,而是往东北移。另,所指的鄯善城,即古代鄯善国的国都,在现今新疆若羌县城,即古代的石城镇。
 
顺带一提,地方图志,古已有之,并且设有专责人员掌管。据《周礼》记载,有“职方氏”负责掌管天下地图。在唐代,地方图志由兵部该管,而兵部设置郎中及员外郎各一人,掌管地图及相关事务。地方图志之事,由兵部该管,相信主要功能是为国家防务提供地理资料。
 
关于地方图志,王仲荦除了上述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》之外,另以长达七十万字的篇幅,写了一套两册的《北周地理志》。此书初稿早于一九三五年写成,但随后屡有增删斧定,至一九七八年亦即经历四次大规模修订后才完稿。
 
补北周地理志书的空白
 
《北周地理志》对史学界的最大贡献,是补北周地理志书方面的空白。原来历代史书,居然没有一本专门载述北周地理的志书。王仲荦于是毅然挑起这个重担。不过,他在编集北周地理志时,却遇到重重困难。
 
首先,关于北周地理的正史,只有《隋书》,但《隋书》所记的地理,是根据隋朝州县的分布而不是按照北周年间的州县而编写,加上隋初不少州郡县已经合併成省,所以资料并不可靠。再者,由于可予参照的资料,来源不一,一经对照,矛盾极多。此外,王仲荦经常碰到一个问题,就是某个州究竟下辖多少个郡,以及哪些郡,而某郡又下辖多少县,以及哪些县?另一个延伸的问题,是当某些郡县併入某省时,究竟是整个郡或整个县併入,还是郡或县的某些地区併入呢?这个根本难以稽考。
 
王仲荦在回顾这项关于编写地理志的工作时,提出不止上述四项困难,而是十项,可惜本文篇幅有限,不能详载。
 
王仲荦既然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,所著专书,当然不止上述。关于北周,除了《北周地理志》外,他在二十多岁时便着手《北周职官志》,随后四易其稿。据他亲述,此书从初拟至审定,经历了四十多年,而实际用于编写此书的时间,亦超过三年,其间将此书改称《北周六典》。
 
《北周六典》内关于六府,即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官府属下诸官的职称和品秩,主要根据杜佑《通典》的“职官典后周官品”,并参考《后周书》、《隋书》诸史,以及北朝和唐代的碑文墓誌。其实这种水磨功夫,既吃力,又不讨好,一般读者甚至历史系学生,断不会翻阅,而唯一受惠者只是选择相关课题作为论文题目的研究生而已。也因如此,不是太多史学名家愿意在此等枯燥乏味的课题上花功夫。王仲荦的《北周六典》与《北周地理志》一样,确补史学界的不足。
 
“生命不息,写作不止”
 
很多史学家除了撰写专书,亦会将历年所写而篇幅较短的文章,结集成书,以便传世。王仲荦当然也不例外。他把四十多年来所写的论文,集成两大册,并因应自己居于济南山东大学?华山馆而将文集定名为《?华山馆丛稿》及《?华山馆丛稿续编》,前者初刊于一九八七年,后者则初刊于二○○七年。
 
正稿与续编共收文四十多篇,合共八十多万字。文章长短不一,短则只有寥寥数页,如《井田制度考》,长则多达百馀页,如《鲜卑姓氏考》,甚至连五十年代初刊的小书《曹操》,经修订后,载于《续编》内。
 
这几十篇文章固然以各门历史为主,但当中有两篇另类文章,很值得细阅。其一是《太炎先生二三事》,文内所记的事件,本身并非十分特别,而是读者可以透过作者记叙老师的行事见识,了解做弟子的如何观察老师。
 
另外一文,题为“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”,短短十几页,充分叙述作者如何治理学问,以及研究历史的经过。例如,他在四九年担任青岛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时,奉命为农民战争史蒐集资料,然后抄录于卡片。他在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方面抄了几百张资料卡。此举有助于他日后在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史,以及动笔写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。
 
一九八三年亦即王仲荦逝世前三年,当朋友问他此后还写什么书,他表示,只要身体可以,还会写几本书,并强调“生命不息,写作不止。”
 
这八字真言,不仅是王仲荦的生命观,也是终生治学之人的使命!
责任编辑:莫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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